嫌犯示众频发考验尊重与保障人权的落实

3月31日，河南省周口项城市召开春季严打整治推进会。51名犯罪嫌疑人被五花大绑，公开示众。

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公开游街示众，对于某些地方司法机关来讲，就像他们手中的法宝，每当他们认为社会治安形势不好的时候就祭出，以示家威。虽然每次做法不尽相同，有的是五花大绑跪地示众，有的是押在车上游街，还有的甚至是将只是涉嫌违法并不涉嫌犯罪的失足妇女公开示众。虽经媒体和网络猛烈抨击，但他们不曲不折，宁错不改，大有视民意为粪土的大无畏精神。

我从来不否认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公开游街示众有震慑潜在违法犯罪分子的功效，但首先要厘定的是，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未经法院审判认定之前，都是无罪的，那怎么能随意让一个无罪的人公开游街示众呢？

当然，有人会说，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会被法院判定为有罪，但这仍然不能成为对他们公开游街示众的理由。因为，我们如今处于的是一个法治社会，或者说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一个法治社会，法治社会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，既要打击犯罪又要保障人权，要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实现平衡。因此，对于公开游街示众，就不能光考虑能震慑犯罪的一面，却不考虑对人权侵犯的一方面。对于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公开游街示众是公开对他们的羞辱，对他们人格权、隐私权、肖像权等都有侵犯，因此，这一举动的合法性就值得质疑。

不仅如此，法治社会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要对公权力进行控制，防止公权力随意侵犯民众的权利，因此，在法治社会公共权力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。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也好，罪犯也罢，他们触犯了法律，当然应当接受法律的制裁，但法律并没有剥夺他们的权利，司法机关就不能随意进行剥夺。所以，对于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公开游街示众，法律并没有授权司法机关，司法机关根本就无权行使，这涉及公共权力行使的伦理和边界的问题。其实，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公开游街示众，不但是法律没有授权，还为最高司法机关所禁止。例如，1988年，两高、公安部下发了《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、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》，明确规定：不但对死刑罪犯不准游街、示众，对其他已决犯、未决犯以及一切违法的也一律不准游街、示众。如再出现这类现象，必须坚决纠正并要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。

新的《刑事诉讼法》郑重宣示尊重和保障人权，但是，各地频发的游街示众不仅是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羞辱，更是公开对法律的羞辱，对建设法治社会的羞辱，不可不让我们警惕。有人认为在有司法机关在制订新《刑事诉讼法》的司法解释中，应当明确禁止游街示众，但是，这样的规定早就有之，但根本得不到执行，再多制定一个又有何用？再说，游街示众往往是由地方政法委或者是公检法三家联合组织，互相制约者变成相互配合，权利被侵犯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又能向谁投诉呢？

因此，要保证游街示众能被禁绝，新的《刑事诉讼法》中尊重和保障人权能得到贯彻落实，绝对不是在纸上宣示那么简单，而是要涉及更深层次的司法体制改革问题。要让司法机关的人财物能摆脱地方控制，独立公正司法；要让司法机关特别是法院的职责转变为公正中立的裁决者，而不是等同于公安机关一样成为犯罪的打击者，不再充满着震慑犯罪嫌疑人的冲动，这任务是任重而道远。（杨涛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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